“一批最早参加北大马研会云南学生，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，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。”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《少年战士》编委会副主任杨亚伦在接受掌上春城独家专访时，讲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“亢慕义斋”里云南人的故事。1921年11月17日《北京大学大日刊》，一个不起眼角落里，登出了一则消息：《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》。启事说：“本会叫做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'，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…上年3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，现在我们巳有同志19人了。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书費，至少要购备《马克思全集》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。各书现已陆续寄到，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，可以供藏书、阅览、开会、讨论的用。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，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。”启事中说的“19人”，其中云南籍学生王有德、王复生及后来加入的王德三，被称为“云南三王”。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罗章龙曾写诗《忆云南诸英烈》赞：“吾党多英杰，云南有三王。加盟书记部，亢斋有容光。”不久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云南籍学生刘平楷，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云南学生王孝达也加入研究会，和“三王”一同成为最早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云南人。而启事中说的“事务所”，就是位于北京景山东街2号原北大二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室“亢慕义斋”。1921年11月，在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，校方将西斋两间老房拨给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图书室，房子应有设备齐全，火炉，用具都有，还派有工友值勤。据时任研究会书记的罗龙章回忆：“这套房子，我们都亲切的称它为‘亢慕义斋'，其中‘亢慕义'是德文译音，全文意思是‘共产主义小室'。我们的图书、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吿，都是用的‘亢慕义斋图书'印记，‘亢慕义斋'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。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，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：‘出研究室入监狱，南方兼有北方强'，取自独秀和守常的诗句。还有两个口号，‘不破不立，不立不破'；四壁贴有革命诗歌、箴语、格言等，气氛庄严、热烈。”当时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和顽固守旧派，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，对其传播充满了仇视和恐慌，严格禁止和封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。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们，在艰苦的条件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搜集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书籍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系统完备的收藏，并在“亢慕义斋”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马列著作图书馆和马列著作翻译室。据1922年初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载，当时“亢慕义斋”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70余种，德文书籍七八种，中文书籍20余种，基本包括了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。现在北大图书馆还保存有一部分“亢慕义斋”的图书，都盖有“亢慕义斋图书”的印章，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。从1920年成立至1926年结束，6年时间里，全国近30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“亢慕义斋”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而云南边疆来的王复生、王有德、王德三、王孝达、刘平楷五位年轻大学生如“烛龙衔火”，每日潜心于马列著作，一边学习，一边翻译。北大德文系学生王有德任研究会书记兼德文组组长，负责德文原著翻译。法文系学生王复生任法文组组长，负责法文原著翻译。王德三担任法文翻译。他们组织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等一批马克思著作，做了大量工作，播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理论火种。以后从“亢慕义斋”走出，直接投身革命斗争，“抛头颅，洒热血”，这5位云南学生后来年纪轻轻，为共产主义理想，都献出了生命，实践了“亢慕义斋”那句“出研究室进监狱”誓言，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杰出代表之一。他们翻译的马克思著作，对毛泽东最初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关键作用。罗章龙回忆说：“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，大量翻译外文书籍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就是其中一本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不长，全文翻译了，按照德文版翻译的，我们还自己誊写，油印，没有铅印稿，只是油印稿。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，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。”1936年，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时说，在北京期间，“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。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”。毛泽东所说的这三本书，就是云南学子参与在北大“亢慕义斋”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《阶级争斗》和《社会主义史》。“亢慕义斋”虽小，却大有乾坤，它是以李大钊、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处。“云南三王”参与翻译的这批马列著作，成了许多共产党人的启蒙教材和斗争利器。后来，这个研究会发展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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